历经多年，在诸位作者与译者的共同努力下，《汉英对照近世经典与传统文化系列》终于就要问世了。这里所谓的“近世”（pre-modern）有特定的含义，指后于“古代”（ancient）而早于“近代”（modern）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认为肇始于宋代。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以之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它是古典中国的结束和近世中国的开端。宋代以前的中国是贵族化的，能够进入历史而为我们所知的人物，再落魄潦倒的也有个不错的门第或家世，如陶渊明或杜甫；而在宋代，真正的平民或低层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进入统治阶层，比如两宋都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宰相或大学者。其原因在于从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到宋代得到了更充分的实施，真正成为选拔人才的摇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空想，从而实现了社会阶层的上下对流。同时朝廷采取重文偃武的政策，鼓励和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从而使宋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富裕和经济最繁荣的朝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柳永《望海潮》所描写的，以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开封和杭州市民经济的景况，都是宋以前未尝有过的。这使我们直观上感觉到宋和唐属于两个时代，宋和我们相距得更近一些。享誉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除造纸外，有三项是在宋代完成的，其后相继传到了西方，推动了西方的近代化。
　　文化上，宋代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继往”，是对古典时期文化的全面总结和继承；“开来”，是宋代文化的成果影响了其后700多年的中国乃至东亚，直至今天。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宋代以后开创的，或者是打着古代的旗号却是经过宋代人阐释的，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来自汉唐乃至先秦。比方说，“五四”时期“反封建”，高喊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实严格地说，应该是“打倒朱家店”，因为他们的批判锋芒所向其实是程朱理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道。而20世纪30年代迄今海内外很多人鼓吹的“儒学复兴”，实质上很多只是“理学复兴”。朱熹通过“述而不作”的方法，巧妙地把先秦儒学改造成了朱学，由于宋末以后特别是从明代开始，朱学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影响所及，使后人的继承和批判都失去了准头。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宋代对后世的影响。朱熹的这种“借鸡生蛋”“以述代作”的治学方法可说是“宋学”的特色。儒学上如此，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史学上有“两司马”之说，汉代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学的传统，奠定了“二十五史”的基础；而宋代的司马光另辟蹊径，遥承上古《春秋》的编年体史学传统，编出《资治通鉴》这一部旷古大书，既是对《史记》以降“十七史”的继承与改造，又开了其后史学研究的无数法门，例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而南宋郑樵又别开生面，以毕生心血完成《通志》，弥补了《资治通鉴》在继承《史记》《汉书》“志”上的不足。这两套书成为了宋以后与正史并行的史学传统，影响了直到今天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