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出土了一些纹样上没有填涂绿彩的半成品。黄釉瓷器皆无花纹装饰。这批弘治御窑瓷器均以青料在外底釉下书写“大明弘治年制”双行双圈楷书款。此外，还发现了一件白釉瓷碗的外底以青料书写“厂内公用”双行双圈楷书铭（图版100）。
正德时期
这次发掘出土的正德时期的瓷器主要为青花瓷器，器类有碗、盘、大盘、方盆、方盒、栏板等。胎体较弘治时期略厚，造型规整大方。胎色白度不高，略泛灰，大型器物的质地较粗一些。釉面光净，多泛灰蓝色。青花内容以花草为主，纹样有缠枝花卉、宝相花、卷草、卷云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多在显著的位置以青料书写阿拉伯文（图版108～110）。有的器物上以青料书写“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
青花大盘、方盆、栏板不见于传世品和以往的考古资料中，尽管它们或残或破，但仍不失为珍稀之作。
以上概述了2002～2004年景德镇出土的明代御窑瓷器。这次出土的与1982～1994年（以下简称“以前”）出土的。明代各时期（各朝）御窑瓷器的出土情况和品种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洪武、正统时期，两次发掘，瓷器的出土情况和品种差别较大，以前发掘发现了面积较大、较厚的打碎的落选御用瓷器堆积层，品种、器类比较多；这次发掘仅在相关的窑业堆积层中零星出土了少许碎片，基本上不能复原，品种、器类均很少。永乐、宣德时期，两次发掘皆发现了打碎的落选御用瓷器堆积层或掩埋打碎的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坑；品种、器类均很丰富。所不同的是，以前发掘出土的品种，永乐时期以白釉、青花瓷器为主，宣德时期以青花瓷器为主；这次发掘，永乐时期以釉里红、红釉瓷器为主，宣德时期以红釉、白釉、仿哥釉为主。成化时期，两次发掘出土资料情况基本相同，皆发现了较大面积的落选御用瓷器碎片的片状堆积，品种、器类也比较接近。弘治时期有明显差别，以前发掘未发现落选御用瓷器的碎片堆积层，仅发现了一些不能复原的瓷片；可这次发掘发现了较大面积的落选御用瓷器碎片的片状堆积，品种、器类也较多。正德时期，两次发掘，瓷器的出土情况比较接近，均发现了小面积的落选御用瓷器碎片的片状堆积，品种均以青花瓷器为主，但器类有所差别，以前发掘出土的似以碗为多。嘉靖、万历时期，两次发掘，瓷器的出土情况基本相同，大多均出土于清代初年的扰动层，以青花瓷器碎片为多，一般不能复原。这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御窑瓷器资料可以互补，但两次发掘资料加在一起也仅仅是明代御窑遗址地下资料的一部分，还不能代表地下资料的全部。按前述，明代御窑遗址埋藏的瓷器基本都是打碎的落选御用瓷器，落选御用瓷器往往是分批分类打碎掩埋，掩埋的地点比较分散。所以，一次小面积或局部发掘不可能获取一份没有缺环的有明一代御窑瓷器的系统资料。
“古不考秦汉以下”，更遑论对元明时期的遗存进行研究了。秦汉以上的社会固然需要用考古学的手段进行研究，元明时代似乎也不例外。尽管元明时代的文献远比秦汉丰富，但这些文献却不能把活生生的历史完整无缺的记录下来，更何况中国文人不重视生产实践，那些关于生产技术、手工工艺的手工业分工的实况便很少有人问津；即使有个别文人试图记录，但多属一鳞半爪未必翔实可信。那么，我们要了解元明时代的陶瓷工艺与当时社会的某些经济形态，也就只有使用考古学手段了。
然而考古界有“古不考秦汉以下”的偏见，因此元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在当时世界遥遥领先的陶瓷制品，其年代及其工艺和艺术成就的研究，就成为古玩商人的专利了。据说，他们的鉴定知识是从他们那些贩卖古董的师傅那儿获得的，为了与化学、物理、考古等学科分庭抗礼，他们“创立”了所谓的“眼学”，自称“眼学”专家，到处开班收徒，传授诀窍，于是某些热衷于搞现代迷信的人便把“法师”、 “泰斗”、 “瓷圣”之类的尊号加封在他们头上，不仅传世文物的年代要经他们审定，甚至用考古学手段发掘出来的遗物也要经过他们的“法眼”认可，好像过去所说的“药不过樟树不灵”，考古资料若不经他们鉴定一番，其年代就会不准。
我国一批有见识的学者，早就希望改变这种局面，把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上。于是从2002年开始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了元、明、清官窑遗址考古队，对景德镇御窑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我们在第一阶段发掘了永乐、宣德遗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在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这个展览，就是向北大师生与首都观众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
这里展出的永、宣官窑瓷器是永、宣御器厂有意砸碎埋藏的次品、贡余品、试验品，故数量大、品类丰富，其中许多遗物不仅是“眼学”专家们从未见过，就连他们的师傅、太师傅也未必闻见。这些有地层关系可考的遗物显然可以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器件，而以类型学方法在不同时期的遗物上寻找出来的特征，才是真实可靠的时代特征。过去鉴赏界有所谓“永宣不分” （指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年代不可分）之说，现在永、宣瓷器在这里不仅可以区分，而且容易区分。
